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从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从粗放型向可持续模式转换，强调绿色发展和循环经济成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政府十分重视环境质量，相继出台多项与环境污染有关的政策措施，力争发展循环经济。城市矿产示范基地政策已经开展多年，有必要对示范基地是否能够减轻城市环境污染进行综合评价。基于2004—2018 年中国 27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集，将城市矿产示范基地试点政策视为一次良好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对减轻环境污染的影响，以及科研投入和市场化程度差异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显著降低了环境污染，科研投入和市场化程度均消极调节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对环境污染的异质性检验表明：存在规模异质性，一线城市，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对降低环境污染的影响小，而非一线城市，降低环境污染的影响大；存在区域异质性，中部城市，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对环境污染降低作用不显著，东部和西部城市，环境污染降低作用显著，尤其是西部城市；存在批次异质性，2015年批次的城市矿产示范基地试点效果最佳，2012年批次的效果则相对不明显。选用PSM-DID(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fference in difference)以及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行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效应的实证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或完善我国城市矿产示范基地政策的绩效评估框架，在实践上有助于响应政府“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主张，为有序合理开发城市矿产、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目标提供科学支撑和理论依据。

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工业绿色发展是解决城市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的重要路径，对促进城市工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起重要作用。本文利用2000—2019年浙江省各地区的工业经济面板数据，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强度对浙江省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按照官方地区划分方式将浙江省进一步分为4个地区和2种城市规模，实证考察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异质性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强度显著降低了浙江各地的单位能耗，对浙江工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浙江省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环境规制强度对浙江西部和南部地区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的降低效果最为明显，但对浙江东部和北部的影响不显著；3）环境规制强度对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均有促进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且降低中小城市单位能耗的效果要比降低大城市单位能耗的效果更明显；4）在消除模型内生性问题后环境规制强度依然可以显著降低浙江各地区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5）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化整体水平在环境规制强度降低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的过程中发挥显著影响，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对降低浙江整体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起到重要作用。本文为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以推动工业绿色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以我国城市矿产示范基地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48个设立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和28个未设立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样本城市进行综合分析，研究设立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影响因素和模式。研究表明，我国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设立受地方通风系数、工业基础、政府执行力、交通条件和环境规制强度等要素共同影响。较高的空气流通系数和发达的物流交通是设立示范基地的核心条件；良好的工业制造业基础由于为城市矿产示范基地提供稳定的、可回收利用且有经济环境价值的再生废料，因此在设立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决策中起到关键作用；低区域消费是设立示范基地的必要条件；政府的政策因素在设立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当工业制造业基础和交通基础条件缺失时，政府的产业规划和有效引导起到积极作用。空气流通系数的高低和环境规制的强弱是我国城市在控制污染物排放和降低污染时需要考虑的互补条件。严格的政府环境规制则对于空气流通系数较低的内陆省份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设立起到关键作用。政府主导型设立模式主要关注政府政策因素和空气流通系数对设立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支撑作用；要素驱动型设立模式强调工业基础和交通条件对设立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影响。

基于C-D生产理论，文章运用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法和方差分解法，对台州市2000—2013年共14年的废铜进口总值和阀门出口总值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台州市废铜进口不仅是阀门出口总值的格兰杰原因，而且对阀门出口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和衰退性。台州市要发展绿色可持续经济，需要维持废铜进口量来满足本地制造业对金属资源的需求。